湖坡曹蔚摄
五、饶河与景德镇人
乐安河载矿产品经德兴下乐平到鄱阳，昌江运瓷器出景德镇到鄱阳，两流汇一成饶河，再出鄱阳湖，各奔南北而去。这是朝下走的河流，它们把乐安河、昌江是分得很清的，并流的饶河对它们来说只是很小的一段短距离，在各自流淌了三百多公里后，34公里流程根本就不足以引起它们的在意，它们只记住了自己是从乐安江来的，是从昌江来的，很少有说是从饶河来的。饶河对朝外走朝下游走的船只和人来说，只不过像所有沿途停靠过的码头港口一样，仅仅是中途的一个经过点停歇点而已。
但对于朝上走的河流和船只来说，饶河的意义却迥然不同。
不论是南来的赣江船只，还是北来的长江远客，进入鄱阳湖都是一个过程，只有进入了饶河他们才有了到达感，才有归属感，到了饶河，他们马上就要到目的地了。虽说进入了饶河之后他们还会分流进入乐安河和昌江，再从昌江和乐安河分别进入目的地。对下游来的船只和人来说，饶河是他们离开了鄱阳湖进入目的地的交接点，所以他们往往只记得是从饶河进入的。由此以来，那短短的34公里的饶河流程就成了两条三百多公里流程的乐安河、昌江的代表了。
到此，才明白了饶河的意义，从地理角度来说，它是乐安河、昌江两条江河的结合点；但从人文角度来说，它却是外界对乐安河、昌江的认识点。由此，也就明白了为什么鄱阳湖水系一直只说饶河，而不细说乐安河和昌江的原因了。
这些南来北往的船只和人进入饶河是要到哪里去呢？他们的目的地又是哪里呢？
答案是：景德镇。
景德镇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据有关史籍记载，唐初景德镇及浮梁全境人口不足一万。景德镇早期移民主要来自鄱阳、乐平等人口相对较多的邻近的平原地区，还有来自吉州窑产瓷区和丰城、南昌等古洪州窑附近地区的陶工瓷工。随着瓷器生产的迅速发展，外来移民也迅速增多，移民中除来自都昌、乐平、丰城的瓷业工以外，还有来自南昌一带的船民和码头工，来自徽州地区的非瓷商户。宋徽宗时期，镇区人口“十之八九”是外来移民，初步形成了“八方杂处”的局面。元代，随着景德镇陶瓷经济的空前发展，使迁徙人口和流动人口都迅速增加，这一阶段江、浙、闽、粤等沿海商人，荆、湘、川、滇、陕、鲁、豫等内地商人，以及以蒙古族为主的各少数民族的采购商都经常云集镇区进行商贸活动，使出入镇区的人口已经达到空前状态。到清末民初，景德镇的人口跃至40余万，成为了一个商贾云集的“十八省码头”。
想想当年的景德镇，瓷业勃发，百业皆兴。那“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炸天，夜令人不能寝”的“四时雷电镇”，吸引了附近多少人的目光，特别是那些因灾荒人祸在本地没有生计无法生存的周边县农民，他们纷纷从旱路水路朝景德镇涌来，初以卖苦力为生，有手艺的做手艺，木匠、桶匠、泥匠、皮匠、裁缝等样样全做；没手艺的人就推车、挑担、撑船、做小商小贩、卖鱼卖虾等，无所不为。但他们梦寐以求的还是跻身于瓷业。那些因做瓷而发迹显达了的老乡富户，是他们羡慕不已拼命追求并勉励儿孙的榜样。可进身瓷业之路又是何等艰难！景德镇的瓷业素有三十六行、七十二匠之说，又有成型、烧炼、彩绘等主要环节；瓷业又习惯分为圆器、琢器两行业，内中又有很多细分，十分地繁复。这都是手工技术活，是属于“传子不传女”的保密垄断性质，大多是从祖辈世代传承下来的行业，既有景德镇本地人，也有从赣江抚河等老窑来的陶瓷工家族，外乡人打进是要很费些时日和功夫的。相对来说，窑工就容易些。这主要是窑工属于“苦累脏”行业，是一些制窑砖、做匣钵、砌卷窑篷、装窑、烧窑的活儿，虽然也是有很高的技术含量，但毕竟劳苦了些，需要的人又多，所以外乡人好进一些，渐渐地也就由外乡人所经营继而掌控了。据史料载：年，景德镇有槎窑80余座，柴窑30多座，均多为都昌人所经营。都昌人后来还成为景德镇业瓷的主要力量。以至于当年景德镇曾流传民谣：“十里长街半窑户，赢来随路唤都昌”，都昌话甚至影响了景德镇人说话的口音。
清代诗人郑廷桂在他的陶阳竹枝词中还有：“蚁蛭蜂巢巷曲斜，坯工日夜画青花；而今尽是都鄱籍，本地窑帮有几家。”另一位清代诗人沈嘉徴也有词曰：“景德产佳瓷，产瓷不产手；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陶业活多人，业不与时偶；富户利生财，穷工身鍸口。”都真实地反映出了景德镇当时的移民现象。
顺便说一句，历史上有关景德镇和景德镇瓷器的诗歌虽然不少，清乾隆皇帝也御笔亲写了多首诗作，却都是流于一般，既没有所谓的“千古绝唱”佳作，也不见历代文学大家的作品。揣摩究竟，是不是因为景德镇的瓷器太精美了，精美得封杀了所有创作者的想象和灵感，也封杀了所有的文学描述能力，所有文字在它们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了，所以那些文学大家都知难而退，不想也不敢去触及这方面的创作；而一般的诗人、包括附庸风雅的乾隆皇帝却是根本就写不出好东西的。倒是郑廷桂、沈嘉徵俩人的多篇“陶阳竹枝词”，虽是平实朴素，却因真实地描绘了景德镇瓷工生活而为当时民众津津乐道，并流传后世成为研究景德镇的珍贵资料。
对远处的商贾客户来说，景德镇瓷器在国内“利通数十省”，在国际上“行于九域，施及外洋”，就如一块巨大吸铁石，吸引着他们或拉起马队驮帮，或驾起大船小舟，钱袋背褡银箱里装满金砖银锭大洋铜钱，不分昼夜地或从旱路或从水路进入景德镇，又不顾疲劳地把那些精美的官窑瓷品：永乐窑的脱胎，宣德窑的祭红，成化窑的五彩，万历窑的大件，清臧窑的蛇皮绿、鳝鱼*，郎窑的宝石红，年窑的琢器和圆器，唐窑的57种釉等；更多的是民窑的日用瓷，譬如碗、盆、碟、杯、盘、盏、盅、瓶、罐、缸之类，一一买进装起运走，让这些商家一个个赚得盆满钵满。瓷家商户发财致富了，就都在景德镇修建起会馆来，专事用于同乡同业者联络聚集、进行交易、切磋技艺、保护自身利益、传师带艺以及联络感情的场所。据有关研究文章介绍：各地会馆间争妍竞丽，都把自己的会馆修建得引人注目，巍峨壮观，因之也就把各地的先进建筑技术和自己的风格输送进来。如徽州会馆大门口设有石狮，石鼓和四柱门头，湖北会馆则别出心裁地建了个“*鹤楼”。“苏湖会馆”则是典型的苏州风格建筑，正堂高大轩昂，构架秀美，屋顶脊饰华丽。作为海外通商见证的天后宫，多在沿海城市才有设置，而在内陆的景德镇，居然修有天后宫，说明古代景德镇海外贸易的昌盛。天后宫曾是古陶瓷运往海外经销的一个集散地，具有商事需要和敬神的两种功能，建筑布局非常奇特。天后宫前有戏台，有酒楼，大堂为议事厅，正殿供有女神“天后娘娘”，后殿放牌位，边厢为客房，并供有“顺风耳神”与“千里眼神”。
一直到中国近代史结束，景德镇仍存在有清代会馆二十余所，有意无意地为景德镇留下了一个个曾经拥有繁华与荣耀的历史见证。
从一捧白土到享誉中外的精美瓷器，从偏隅小镇到经济“甲于一省”的大都会，景德镇给了多少人谋生的机会，又给了多少人发迹的途径啊！
景德镇出富户、出富商，出的更多的当然是陶瓷工艺大师。史料上多有记载：景德镇瓷器师祖“佑陶神”赵慨，研试成功烧成温度的隋代何稠，以瓷为假玉器载入关内的唐代“陶窑”陶玉，使昌南镇瓷器一举名天下的“霍窑”霍仲初，以制作“卵幕杯“而著名的明代制瓷艺术家昊十九，以及清陶瓷艺术家“督陶官”唐英和无数位制瓷画彩上釉的陶瓷艺术家等等。而以烧瓷工载入史册的明代童宾，却是一个悲壮故事：万历二十七年(年)，太监潘相任江西矿使兼理景德镇窑务，监督制造大器青花龙缸。这种缸直径1米，高0.6米，外围环绕着青龙，下面有潮水纹，久未烧成，潘相便对窑户进行“例外苛索”，对窑工进行鞭笞以至杀害，瓷工处境十分凄苦。童宾非常愤慨，纵身跳入火内，以示抗议。第二天开窑，所烧炼的青花龙缸竟然成功了。因工匠们的愤怒抗议，童宾后被官府立祠，号之为“风火仙”，祠内供奉童宾像即风火仙师像，两边是烧炼工人的师祖，有把桩、托坯、架表、收兜脚、打杂、小扶手、三扶手、二扶手等各脚窑工形象，供人四时祭祀，香火不断。
一个贫贱窑工的向火一纵，追求的是做人的尊严，不仅促就了景德镇烧制大型器皿的成功，也使一向被人轻蔑贱视、没有社会地位的烧炼工人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祭祀庙堂。这不禁让后人在注视童宾的目光时，饱含了钦佩与感动的泪水。
想那烧制成功的三尺半径、二尺高的大龙缸，定然是青龙盘旋，水翻潮涌，光彩照人；装载在舟船上也必然是沉静稳重，鼎立傲然、大气磅礴；从昌江到饶河顺流而下，直入鄱阳湖，一路可谓是畅通无阻，和它相遇的船只必然是扳舵转帆，谦恭让道；那船上的人更是敬慕有加，惊赞不已，眼中充满了羡慕和希望：呀，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烧制这种大龙缸的景德镇啊！
抬头望去，饶河河宽水阔，容光亮丽，无止境地朝前面铺展而去，尽头是一轮初升的朝阳，耀眼的光芒在水上水下炫动，让人眼花头晕，却是极其的美妙美好，诱惑着那上水的船、那上水船上的人络绎不绝、一路狂奔而去……
（原载《瓷源—鄱阳湖传》李志川著江西高校出版社年出版）
趸桥李凌摄
标题、内文书法王先艳
封面、篇头照片曹蔚
篇尾照片李凌
李志川鄱阳湖口人，年调无锡工作。从文多年，写小说散文，也编影视剧。现居上海，以文为伴，倒也悠然悠哉。
王先艳鄱阳湖口人，曾为*人、教师、公务员，退休后热衷书法，作品广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