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忠：走出反腐困境亟需*内权力约束制衡
过去的2010年，是继2003年之后，再一次集中和公开处理一批省部级腐败分子的一年。但这两年的对比是发人深省的：2003年，中纪委第一次公开报道了13名省部级腐败高官落马。7年后，2010年全年共有11名省部级腐败高官被处以重刑。2003年，13名腐败高官人均受贿贪污金额419万元；2010年，11名腐败高官人均受贿贪污金额983万元，是前者的2.35倍。说明腐败高官的犯罪金额的增幅，远高于并快于经济的增长速度。2003年13人中，判处死缓以上3人（含死刑1人），占23%； 2010年11人中，判处死缓7人，占63.6%。说明死刑已经难以震慑腐败高官。2003年13人中，一把手7人，占53.7%； 2010年11人中，一把手8人，占72.7%。说明一把手越来越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危岗位。2003年13人中，京城高官仅两人，占16.4%； 2010年11人中，京城高官增至5人，占45.4%。说明在*治生态较好的京城，权重较轻的部委，腐败的易发多发也在滋长蔓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经济建设这一手，搞得很有成效，并得到国内外的一致认可。与此同时，卷进腐败的金额之巨、人员之多、职权之重、级别之高，以及占据的时间之长、空间之大的历史之最纪录，也不断地被刷新着 从动态来看，民众对于腐败现象是有一个容忍度提高的过程。同时，看报道，听身边，民众对于国外的事情了解更多了。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腐败的零容忍的消息传到国内，比如占公家一点便宜，在我们看来多小的事情，一犯事，后果就很严重，往往导致引咎辞职。民众就会想了，怎么到了我们这里，就不一样了，几百万、上千万甚至过亿元的腐败大案都不鲜见。并且，一个中高级官员一旦开始犯事，什么*纪*纪挡都挡不住，最后都只能是重刑伺候。2010年被判刑的省部级高官11个，7个是死缓，4个是无期徒刑。因此，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复苏和觉醒，老百姓对于腐败现象容忍度的提高和陡降形成了强烈对比。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民众心里对于社会的不满，对现状的不满，就转化为对于执**和*府的不满。民众看得多了，听得多了，就会问：我们怎么做不到零容忍？由此导致的心理反差就比较大了，对于民心的影响不可低估，这不是拿几个省部级领导人头开刀就能解决的。从胡长清到段义和，我们也杀了6个了。但现在有的腐败分子犯的事情比以前处死的更厉害。仍未走出 权力反腐 事实上，由于腐败现象的 易发 、 高发 态势，我们已经积累了高昂的 腐败呆账 。现实的反腐败斗争也不可能把所有腐败分子都暴露出来，也不可能把一个腐败分子的所有事情全部披露，否则对于整个执*队伍和民众心理的冲击太大。因为腐败现象过于普遍，对于腐败现象，只能慢慢消化，而要紧的功夫应该放在 倡廉 上，也就是真正建立起新的制度。中国共产*建*90年的历程中，无论区域性执掌*权，还是执掌全国*权，反腐败不仅是*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重要举措，而且是*长期执*的重要*治任务。这90年间，先后经历过战争反腐（中国共产*建*后～1949年新中国成立）、运动反腐（1949年新中国成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权力反腐（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2004年《中国共产**内监督条例（试行）》颁发）。目前，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务公开的推行、*内民主的发展、*内监督条例的颁发、*代会常任制试点的扩大等单项或综合性改革的深化，反腐败正由权力反腐阶段，逐渐向制度反腐阶段过渡。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旧的载体 战争已经远去，群众运动不再采用；而新载体 制度，却因改革严重滞后而未能成为有效载体。因此，从反腐蚀到反腐败斗争， 形势仍然严峻 、 任务仍然繁重 已成为历次中纪委全会报告以及向历届*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惯用词组。1983年～1986年上半年，我们搞过3年的整*。十二大提出实现三个根本好转：财*经济状况根本好转，*风根本好转，社会风气根本好转。财*经济状况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可以说基本实现了目的，但3年的整*实际上只是洗了一个温水澡。整*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中的效果，是因为没有新的载体。过去整*能成功，是因为有载体。一个是战争，加上一些教育。在战争的环境和条件下，战争就是最大的载体，原因很简单，你腐败，脱离群众，在那种环境下，就没人替你掩护，没人保护你，更没人喂你 乳汁 ，反过来随时可以在你背后开冷枪，所以干部也不敢，脱离群众，命都保不住。还有一个载体就是运动。解放后，从战争为主到运动为主。这个运动有个特点，比如说干部上楼交代问题，那可能就下不来了，就被新的运动骨干取代了。这就是运动这个载体能起作用的关键。而80年代的整*，我们之前轻车熟路的载体都没有了，采取的是似运动而非运动的专项斗争的办法解决已经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这是一种运动反腐的模式，是不搞群众运动又借鉴运动的做法，实际上是权力反腐。新的载体有没有？邓小平早就提出来了，就是*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针对的是 权力过分集中 的整个 总病根 。但制度没有到位，没有得到根本推进，而是继续沿用了战争和计划经济时期的那种议行合一的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这种权力反腐，反腐败的成效、进程很大程度上因为某个领导人的注意力、决心和对形势的判断的变化而变化。邓小平后来说：这个*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但没有新载体的抓手其实是 空手套白狼 ，是异想天开。实际上，人们也都看到了，1986年整*一结束，腐败在全国继续迅速蔓延，反官倒反腐败成为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治诉求。这就是权力反腐的必然后果。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1986年是邓小平提*治体制改革最多的一年。由于制度反腐尚未通过改革有所实质性的推进，期望的结果既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也没有出现量的向好。于是，30年来反腐败形势的总体结论和评价还是4个字：仍然严峻。或许， 仍然严峻 并陷入困境的反腐败形势，是体制制度仍未有实质性改革的一个难以回避的沉重注解。如果权力过分集中的 总病根 不能得到根治，民主就难以生存，监督就难以有效，体制就难以健全。失去监督的权力，不仅容易腐败，而且也容易逃脱惩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么多年来，尽管地方各级 一把手 越来越成为腐败的高危岗位，尽管地方各级 一把手 的严重腐败案件频发，但是，几乎没有一起是由同级纪检监察机关检举揭发出来的！腐败一旦在较长时间、较大范围保持一种 出生率 大于 死亡率 的态势，就会在局部出现人心思贪的现象，就会在一些人中间为没有机会腐败而喟叹，就会在部分人中出现笑廉不笑贪的心态。由于缺乏反腐败战略的顶层设计，反腐败无法实现宏观层面的体制、制度突破，只好抓中观层面的机制突破，以便通过巡视、派驻使同体监督有所改观。中观层面不便深入，就不断把工作向微观操作层面铺开。*内监督的专门机关 纪委，工作细微到上马路检查乱收费，下矿井察看矿难事故，到基层监察效能情况 纪委查办的案件越来越多，教育的面越来越宽，纠风的事越来越细，而监督的缺位、虚位和不到位改进不大，也越来越疲于奔命。于是，8小时内的监督明显受阻，有的就转向抓8小时外的监督；对官员本人难以监督，有的就转向监督其配偶、子女、秘书；查处窝案、串案容易影响稳定，有的就搞定点清除、量体裁衣，而不再深入查处顺藤摸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