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作者：何志明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
本文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年04期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在抗战过程中推行的重要策略,它从提出到最终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变化过程。东北地区是抗战时期中共初步践行统一战线的重要区域。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方针发生变化,使中共中央与中共代表团就东北地区如何建立统一战线出现了分歧,后者直接对东北*施加影响的做法非但未能解决问题,反而使其直接面对中共中央与代表团之间的意见冲突而难以适从,进而对东北*乃至满洲省委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本案例可以发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并非是简单的线性作用,而是存在与中共中央、地方*组织多边互动的复杂过程。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拉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为了打击侵略者,东北地区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反日武装力量,中国共产*领导的武装即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与关内的形势完全不同,怎样联合该地区其他武装共同抗战,成为摆在中共东北*面前的关键问题。东北由此成为中共早期践行抗日统一战线*策的重要区域。检视目前学界对于中共在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研究,这些论著主要围绕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下简称“中共代表团”)和东北抗联展开,例如中共代表团与东北抗日统一战线之间的关系、东北抗联执行统一战线策略的基本过程等。(1)然而,作为东北统一战线策略执行者的东北*组织,至今尚未在相关研究中从“幕后”走向“台前”,以致东北*与中共东北抗战之间的关系长期呈现“雾里看花”之样态。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共中央仍然强调各地进行苏维埃革命的大背景下,东北*如何处理民族革命与苏维埃革命之间的关系,关乎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面对东北出现的各类反日武装力量,东北*必须积极与之建立统一战线联合抗日。但统一战线*策的提出与发展,看似与远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关系密切(2),实则体现了共产国际(苏联)对东北乃至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判断。但是中共中央与东北*接受其主张的过程并非类似“按电钮”的模式(3),而是经过了一个较为复杂的互动阶段,原因在于共产国际及中共代表团与中共中央就东北地区如何建立统一战线存在明显分歧。这种分歧对东北*产生了关键性影响,并决定了满洲省委的命运。因此,若将此时的东北*置于国际革命的大背景下予以审视,可以更加形象地认识共产国际与中共地方*策略方针变化之间的关系。美国学者李庭植(Chong-SikLee)研究了苏联自身利益变化与年东北*实施统一战线的基本过程,特别是在争取东北义勇*问题上,触及到了中共*内对此存在的分歧(4),但未能进一步深入探究这种分歧与东北*自身遭际之间的密切联系。本文以为,若深入考察中共中央、中共代表团及满洲省委之间围绕统一战线问题而展开的互动过程,或许能发现新的问题与分析思路。例如:鉴于中共中央对东北既有苏维埃革命路线的坚持,共产国际是如何逐步对东北*施加影响的?面对中共中央与中共代表团之间关于东北统一战线程度的分歧,满洲省委做出了怎样的选择?这种分歧反映了什么深层次的问题?对东北*生存状态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讨。基于以上考虑,笔者将主要运用中央档案馆等编印的《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兼以其他公开或内部出版的档案史料、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录为补充,从地方*史的角度出发,分析九一八事变到满洲省委被撤销期间(—年),中共中央、中共代表团和满洲省委就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引发的多边互动。一、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东北统一战线策略的分歧东北*组织的发展起步较早,中共“一大”后,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时任区委及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主要负责人罗章龙就曾于年至年前往东北考察工运并筹备建*工作。(1)年10月,满洲临时省委成立并于12月1日发布第一号通告,宣布中共满洲临时省委正式成立(2),由此开启了东北*组织的发展序幕。根据中共六大的要求,满洲省委正式成立后不久,即决定在东北发动工运甚至武装暴动,并以此来推动建立苏维埃*权。苏维埃革命在农村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没收所有地主土地,而在对待其他抗日武装的态度则体现为“下层统一战线”,即秘密联合其基层官兵,最后夺取该队伍的领导权。为了尽快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计划,年8月初,中共中央*治局通过决议,决定在武汉、南京、东北等地举行起义和在上海实行总罢工,并认为东北的起义“具有最为重大的作用”。(3)一时之间,东北*组织对于建立苏维埃*权的情绪极为高涨。据韩光回忆:“当时我们是向中央苏区、向中国工农红*学习,凡是工作基础好的农村,都想成立苏维埃*权。”(4)这种盲目性的武装暴动使东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月余以来,北满、抚顺破坏损失最大———负责同志及中级干部损失太多,东满不久也遭到了大的破坏,因此目前满洲更十万分的感觉人才的恐慌”,而且中央巡视员陈潭秋亦在北满参加会议时被捕。(5)在县一级,则是“全满各县几乎完全破坏,尤其是北满各县委举皆破坏,*的组织完全暴露”。(6)中共中央“全国总暴动”的计划被共产国际紧急叫停后,东北*也开始对“立三路线”进行纠正。年3月27日,满洲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检讨了“立三路线”的错误,承认“满洲的革命尚在开始发展,比起南方(尤其是苏区)是落后得很远的”。(7)值得注意的是,经过此次挫折,满洲省委开始注意到东北地区与关内尤其是南方存在的差异,即认为此时在东北开展苏维埃运动并不适宜。但满洲省委的这种观点很快遭到了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年4月15日,《红旗周报》登载《为创造北方苏区而斗争》一文,在批判“北方落后”观点的同时,对满洲省委的“消极怠工”进行了点名。(8)而此后召开的北方会议,更是对这种“北方特殊论”进行了彻底否定。年6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五省(满洲、河北、河南、山东、陕西)代表联席会议,史称“北方会议”。时任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的何成湘代表东北*参加此次会议。何在会上报告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所取得的成绩与教训,并提出“满洲区与关内不同,有它的特殊情况”的看法。该观点当即遭到了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的批判,称“中国革命空前高涨,革命时机普遍成熟,任何省任何地区都是地主资产阶级统治,满洲也毫不例外”,将其斥之为“满洲省委落后论”及“满洲省委特殊论”,并决定改组满洲省委,撤销了罗登贤的省委书记职务,任命李实(李抱一)担任新的省委书记,并将何成湘调整为宣传部部长。(1)年6月24日,北方会议通过了《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的任务》决议案,明确提出“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任务,并对“北方落后论”进行了严厉批判:“企图将中国的南部与北部间隔与对立起来,企图否认革命危机在中国北方的存在,企图曲解正确的革命不平衡的理论为北方的革命运动的完全消沉,这种理论的结果,必然要走上取消主义的道路。”(2)同时,北方会议还对满洲省委联合东北其他抗日武装上层领导人的做法予以批评。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壮大抗日力量,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派遣*委书记周保中前往宁安,先后与“自卫*”“救国*”首领取得联络,并担任其前方总指挥部的参谋长,成功策划攻占安图、敦化和宁安等县城。(3)但该会议将这种联合其他抗日武装领导人抗日的做法斥之为“上层勾结”。(4)该决议即为“上层勾结”一词的较早由来。言外之意,允许与义勇*下层士兵联合,但不得与其领袖合作,否则就是“上层勾结”。北方会议后,“上层勾结”遂成为制约东北各级*组织联合各路反日武装的“紧箍咒”。为了贯彻北方会议决议,新任满洲省委书记的李实于年7月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此次会议进一步批判了“满洲特殊论”,全盘否定了前届省委的工作,将罗登贤领导的省委工作斥之为“机会主义”,并将“创造满洲苏维埃与红*”作为东北*的中心任务。(5)此外,满洲省委对其他抗日武装力量也持排斥态度,称要“独立领导民族革命战争,为创造满洲的苏维埃*权而斗争”(6),而不是与之联合抗日。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时,满洲省委仍然坚持类似“打土豪分田地”的主张。(7)这种不加区别地将其他抗日武装视为敌对势力的做法,给东北*的抗日斗争带来了严重障碍。对此,我们可以从巴彦游击队的命运看出些许端倪。巴彦县因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满洲省委所在地哈尔滨(九一八事变后满洲省委将驻地由沈阳迁至哈尔滨),成为省委贯彻北方会议决议的首选区。该县有张甲洲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又称“东北工农反日义勇*”)。张曾为中共*员,尽管此时已脱*,但仍对中共抱有好感。年6月,罗登贤派遣赵尚志作为满洲省委代表(后任该*参谋长)前来参与指挥该部队。在张赵二人领导下,部队于8月13日攻下了巴彦县城,在当地声威大震,并成为早期满洲省委直接领导下的重要抗日队伍。(8)为了传达北方会议决议与满洲省委最新指示,省委于该年10月派遣巡视员吴福海来到巴彦,将游击队更名为“中国工农红*三十六*江北独立师”,同时召开*员干事会“发动反张甲洲的斗争”,但作为独立师第一*委的赵尚志,对此坚决予以抵制,为此吴福海指责赵“忠实地执行土匪式的地主富农路线”,给“土匪做忠实的俘虏”。(1)在吴的主持下,游击队离开巴彦打土豪分田地,命令部队不加区别地没收地主土地,“大地主、小地主都要打”(2),使“巴彦游击队四面受敌”,原与其并肩作战的当地其它抗日武装也与之分道扬镳。(3)由于该部队采取打击所有地主并排斥其他抗日武装的做法使自己日渐孤立,难以在外地立足,最后只好返回巴彦,但“部队已溃不成*,全队已只剩五六十人”。(4)年初,张甲洲、赵尚志被迫将部队解散,化整为零,巴彦游击队斗争最终宣告失败。赵尚志亦因拒不承担该游击队失败的责任而被满洲省委开除了*籍。实际上,东北基层*组织对于北方会议决议存在明显的消极抵触情绪。例如在南满,磐石县委对于“拥护红*,拥护苏联,实行土地革命”等要求,“只是在传单上说一说,口头上不敢”。(5)年5月,满洲省委决定在全东北发动大规模罢工,但遭到下级的消极抵制。据中央巡视员报告,哈尔滨一些支部“除个[别]能经常开会外”,其他“连人都不到会”,甚至“听到斗争便吓跑了”。(6)基层*员出现这些现象,固然有其斗争意志薄弱的因素,但亦有规避高风险盲目斗争的考量。据李实回忆,尽管省委接受了北方会议决议,“但往下传达时就感到很困难,遭到下面支部同志的抵制”。(7)这种消极情绪在巴彦游击队同样存在。据吴福海观察,当他代表省委传达北方会议决议时,参会者积极性普遍不高:“在开会时,每个同志注意力不能集中,都睡眠朦胧振不起精神来”,“当讨论省委的指示信时,他们一点意见也不发表。以后硬问他们究竟要怎么样,这才逼着似的发出话来”。(8)可见,北方会议给东北*在该地的抗日活动造成了严重阻碍。然而,共产国际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此时正悄然发生变化。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开始对中国东北予以重视,并在“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下,逐渐对中共的东北*务工作直接施加影响。为了帮助东北*开展反日工作,共产国际在海参崴设置了赤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海参崴局。特别是年3月21日,共产国际决定由维经斯基(GrigoriVoitinsky)担任该局负责人后(9),共产国际对东北*的影响大为加强。年6月11日,维经斯基决定为满洲省委提供经济援助,但同时也要求共产国际“派一些能干的同志去加强满洲州委(即满洲省委———引者注)”。(10)8月16日,维经斯基致函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皮亚特尼茨基(DyattNitschki),建议在“立即毫不拖延地加强满洲的州委”的同时,“派遣成百上千名中国工人、受过我们远东边疆区理论和实践训练并经过考验的*员”加入东北*。(1)这实际上成为共产国际直接干预东北*事务的开端。九一八事变成为共产国际修正其对华*策的重要节点。为了防止日本过早进攻苏联,苏联在加紧部署远东地区*事力量之时,也力图通过共产国际调整中共东北*的统战策略。年2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东方会议,明确指出九一八事变使东北的形势与中国南方明显不同,“组织红*或苏维埃区域之类为时尚早”。(2)6月28日,共产国际正式致电中共中央,不再要求在东北实行苏维埃革命,而是以“建立民选国民*权”为目标。同时,电文中不再将所有地主和资本家都列为斗争对象,而仅仅没收“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财产”等。(3)可见,共产国际对于中共在东北地区的路线做出了重大调整,从强调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权,变为联合其他力量共同抗日的发展道路。两个月后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对此亦进行了重申。(4)然而共产国际对于东北地区统战路线做出的重大修正,并未促使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改变原有路线。因为共产国际的电报是在北方会议结束四天后发出的,中共中央的回电目前尚无材料揭示,但其此后并未立刻对东北*的工作方针做出调整确是事实。例如该年12月中共中央仍然指示满洲省委必须实现“反日战争与土地革命密切的联系”。(5)而且,中共中央派往东北的巡视员年3月在报告中也同样体现了这一点。(6)中共中央在东北工作策略转变迟缓直接对东北*开展统一战线造成消极影响,以及两者间因距离遥远、机关迭遭破获等致使东北*不能及时获取前者最新指示的客观现实,使共产国际决定在中共中央之外为东北*另觅一个领导机构,使之更便捷地获取其指示。因此,近在咫尺的中共代表团自然就成为首选。(7)二、中共代表团与“一·二六指示信”中共六大后,共产国际决定不再向中国派遣代表,而改为在共产国际设立中共中央常驻代表团,共产国际主要通过代表团来指导中国革命。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以王明为团长的新代表团。(8)作为中共派驻莫斯科的机构,中共代表团的职责为代表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络以及负责领导在苏学习工作的中共*员,并无干预国内*务之权。但王明除了担任中共中央*治局委员、中共代表团团长外,还相继被共产国际任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东方部副部长、部长,这种特殊身份使王明既是中共代表,又是共产国际的化身。由于代表团的“近水楼台”及其负责人王明在共产国际和中共*内的地位,使其无形中取得了能以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的名义向*内外发布通告、宣言及指示的*治优势。这也是中共代表团能将“一·二六指示信”以中央的名义发给东北*,而中共中央对此亦予以承认并转发全*的原因所在。(1)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对东北*提出完全不同的统一战线策略后,中共代表团由此开始了对东北*的直接干预。为了尽快改变东北*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年底,王明起草了致东北*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的任务》,在经共产国际批准后(2),于年1月26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经海参崴转给满洲省委,史称“一·二六指示信”。该指示信的到来,成为中共代表团直接干预东北*务的开端。它标志着东北*的上级领导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进入中共中央与中共代表团双重领导时期。“一·二六指示信”洋洋万余言,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对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总体情势、东北目前各路反日武装的性质与前途、东北*在东北的战斗任务,以及东北**治与组织的巩固对于东北抗日斗争的意义等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代表团针对东北抗日武装的不同性质确定了不同程度的统战*策。(3)可见,代表团尽管没有否认下层统一战线的合理性,但认为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通过订立联合作战协约或反帝联盟的方式实行上层统一战线。虽然该指示信并未直接否定中共中央所批判的“上层勾结”问题,但与其他抗日武装订立协约或联盟,不经过其上层领袖是不可能的。可见,与中共中央及满洲省委对“上层勾结”坚决反对的态度不同,“一·二六指示信”明确指出了在某种情况下实行“上层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较之北方会议决议,“一·二六指示信”更加符合东北自身的实际情况。在接到该指示信后,满洲省委立即于年4月召开扩大会议对此信展开讨论,认为尽管该信“不是直接由中央送给”,却是“非常正确的”,“省委完全的一致的同意”。(4)同时省委开始对既往的工作路线逐步进行纠正。(5)“一·二六指示信”的关键在于明确肯定了“上下层联合”的统一战线,更体现了共产国际的“新路线”。(6)事实证明,东北*对“一·二六指示信”的贯彻执行,对自身生存及发展影响颇大,不仅迅速改变了其孤立无援的窘境,还使自身的武装力量进一步壮大。据李范五回忆,他当时在穆棱县发展反帝大同盟组织,在接到了该指示信后,其工作局面随之打开。(7)从“一·二六指示信”的来源及传递渠道来看,东北*的上级领导已在悄然发生变化。该指示信是中共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给东北*的,尽管中共中央后来对该指示信表示同意并将其刊登在中央刊物《斗争》之上(1),但东北*由此开始从接受中共中央的单独领导转为中共中央与代表团的双重领导。正如前文所言,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中共中央与中共代表团之间出现*见分歧,必然会对东北*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中共代表团之所以介入东北*务工作,背后起作用的仍然为共产国际。为了使东北*更加便捷地获取指令,共产国际决定在东北*内设置一个直接向满洲省委传达指令的机构,这就是吉东局。事实上,设立吉东局的最初构想亦来自维经斯基。年8月16日,维经斯基首次提出对东北*的组织结构进行改造。他除建议继续加强满洲省委的力量外,“或许在东满,如在穆棱建立特委”。其理由之一即是该地为“满洲与间岛(即今延边地区———引者注)的结合部,那里的游击运动正在日益发展,而日本人打算从那里进攻滨海地区”。(2)维经斯基此语说明了设立该特委的理由,日本将从该地进攻“滨海地区”,该特委的主要任务就是充当滨海地区的屏障,阻挡日*由此地进攻苏联。但实际上,共产国际后来在穆棱设立的“特委”———吉东局,除了肩负领导该地的抗日义勇*阻挡日*攻苏的使命之外,“直接贯彻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的意图和决策,是要影响满洲省委的方针和策略”(3),即搭建由满洲省委与莫斯科中共代表团之间的联络渠道,是其另一重要任务。所谓吉东,为吉林省东部之意。吉东局所处的位置与海参崴较为接近,届时可非常便利地接收来自莫斯科的指示。(4)而向满洲省委正式提出设立吉东局这一建议的是省委巡视员孙广英。孙于年加入中国共产*,后任大连团省委宣传部部长,11月赴海参崴及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后,年9月,孙广英受中共代表团派遣,以满洲省委巡视员(5)的名义来到东北,与满洲省委取得联系并巡视绥宁等地的工作。(6)年11月,他在视察吉东各县后,由绥宁前往海参崴,在吴平(即杨松)(7)的联络下,孙与中共代表团一位负责人会面“共同研究在吉东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的问题”,即在穆棱成立“一个强有力的*委员会”,名为“吉东特委或吉东局”,然后由孙返回东北征求满洲省委的意见。(8)12月,孙广英返回东北即向满洲省委提交报告,建议在穆棱“成立一个强有力的*委员会,指导这一方面的工作,名为吉东特委或满洲省委吉东局,在省委的直接指导下,来统一此数处的工作”。为了尽快成立吉东局,他建议满洲省委“立刻调大批干部来,如没有,可向中央及共产国际要求,在俄国远东有很多可以派来”。(1)可见,孙广英在此扮演了为中共代表团与东北*传递信息的角色。为了尽快落实共产国际相关决议,年12月初,在前往满洲省委驻地哈尔滨之前,孙广英即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在穆棱召开中共绥宁中心县委会议,并通过《绥宁中心县委关于绥宁*治局势和*迫切任务的决议》。该决议一些内容与北方会议决议大相径庭,例如反对过早提及组建红*与苏维埃,而是组建“工农义勇*”“民众的革命*府”等。(2)可见,该决议明显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的影响。但满洲省委接到该决议后反应颇为激烈,针对其反对过早提出建立红*及苏维埃的主张,质问道:“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权,还只是宣传的口号,然则什么时候方可应该提出呢?亲爱的同志们,是时候了!不是群众的落后,而是你们的落后,你们之过迟呵!”同时,针对孙提出建立“民众的革命*府”作为向苏维埃的过渡*权,更是严厉指责:“那我们就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权?!”针对其设立吉东局的建议,满洲省委并未明确表态,而是要求孙立即返回省委,以便对其分工“再作具体的讨论”。(3)可见,满洲省委对于设立吉东局一事并不积极。直到年3月,满洲省委收到由孙广英从海参崴转来的“一·二六指示信”后,才正式决定设立吉东局,以孙为书记,负责“管理绥宁一带,虎林饶河、东满各地*部”,并增补孙为省委委员。(4)可见,吉东局的成立,有着深厚的“国际背景”。吉东局成立后即在中共代表团和满洲省委之间扮演了重要的信息传递角色。就国内形势而言,年底中共中央开始从上海陆续迁入中央苏区。如此一来,中共中央与莫斯科及东北*之间的联络逐渐减少,而中共代表团则开始逐渐接管满洲省委。代表团对东北*的信息传递渠道大致可以描述为:中共代表团→代表团驻海参崴交通站→吉东局(特委)→满洲省委(东北各级*组织)。(5)除了承担信息传递外,吉东局还负责转交中共代表团拨付给满洲省委的活动经费。(6)可见,吉东局在东北*与上级联络中占据枢纽地位,甚至因其获取上级信息及经费的转交权成为中共代表团领导东北*的重要支点。吉东局的这种特殊地位,亦是日后被满洲省委撤销的重要原因之一。(7)然而,中共中央与中共代表团此后围绕东北地区的统一战线问题存在的分歧并未因此而消弭,最终导致满洲省委被撤销。三、*见冲突的后果:满洲省委被撤销尽管“一·二六指示信”有效推动了东北*的统一战线工作,但并未迅速扭转北方会议以来东北形成的统战路线。满洲省委虽然接受了该指示信,但仍然对其中的统一战线论述并不完全认同。据李实回忆,指示信到达东北后,满洲省委内部就是否继续坚持苏维埃革命还发生了争论。与省委大部分成员的观点不同,何成湘(时任省委组织部部长)即认为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例如南满的磐石、海龙地区),“应继续搞苏维埃”。(1)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就在于尽管这封信是王明等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的,但它毕竟不是中共中央。对于满洲省委而言,其直接上级仍然是中共中央而非中共代表团。通常而言,中共代表团是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系的一条重要通道,共产国际对于中共的指示,常常由中共代表团转达。由于“近水楼台”,身处莫斯科的代表团往往能迅速捕捉到共产国际*策调整的最新信息,而远在国内的中共中央却显得“步履蹒跚”。在这种双重领导体制下,一旦两者出现意见分歧,满洲省委将难以适从。例如,尽管中共中央年6月9日即在*内转发了“一·二六指示信”,但20日仍然对满洲省委“幻想国民**阀而采取投降路线”(即所谓“上层勾结”———引者注),不愿使用“下层统一战线”控制义勇*领导权的做法进行了批评(2),即“要求东北也与关内一样搞苏维埃革命”。(3)中共中央对东北*“上层勾结”的批评,明显与“一·二六指示信”中“除下层统一战线外,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的统一战线”的内容相冲突。(4)可见,中共中央在接到“一·二六指示信”后,仍然坚持在东北进行苏维埃革命的路线。因为此时中共中央在南方正全力反“围剿”,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却要在东北放弃土地革命转而与敌对方合作,这对于中共中央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年1月,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此次会议上通过的决议中仍然要求东北*“必须将反日斗争与发动土地革命连接起来”。(5)毫无疑问,这种继续“打土豪分田地”的主张,明显与“一·二六指示信”中联合一切可能的抗日力量的精神相抵牾。此外,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根据刚闭幕不久的六届五中全会决议精神,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史称“二月指示信”)。中共中央在这封指示信中虽然大力肯定“一·二六指示信”的正确性,但批评满洲省委未能正确理解“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将吉东、北满等地联合其他抗日武装组建司令部的做法斥之为“上层勾结”,并还要求“将反日游击运动提到土地革命的阶段”。(6)可见,该指示信重点仍然在于坚持“下层统一战线”和苏维埃革命方针。满洲省委接到该指示后,立即在东北*内开展反右倾斗争即反对“上层勾结”,进而使东北*逐渐好转的统一战线局势再度蒙上了阴影。(1)据李范五(时任宁安县委书记)回忆,年4月6日,团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小赵以省委代表的名义抵达宁安,传达贯彻省委反“右倾”的指示,认为“宁安县的统一战线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一条完全与*中央、满洲省委的反帝统一战线相反的错误路线。在抗日武装里,介绍入*的大部分是*官,士兵入*比例少”。(2)在省委代表的主持下,宁安县委开除了义勇*将领于逢源与邓吉生的*籍,这直接导致宁安县抗日力量的“消极”,例如宁安反日总会会长孟仁甫转而去当私塾先生,“整天忙于教小孩子《三字经》和《百家姓》,很少过问反日会的工作。他的思想顾虑就是将来有一天反右倾会反到自己头上”。(3)同时,宁安县委还收缴一些抗日友*的枪械,引发各山林队集体不满。(4)在密山县,一些在其他抗日游击队内的共产*员,鼓动下层士兵反对游击队首领,结果遭到驱逐。(5)可见,满洲省委的反“右倾”使基层*组织陷入孤立,不仅无法有效开展社会动员,反而有再次面临四面楚歌的危险。满洲省委反对“上层勾结”及其强调在统一战线内部进行阶级斗争的做法(6),对业已在东北形成的抗日统一战线造成了严重破坏。为此,中共代表团于年9月特地派遣吴平前往东北纠正这一问题。他在抵达吉东等地后,明确指出“在盘(石)、珠河、吉东等地和其他反日队伍建立的共同的总司令部不是上层勾结,而(是)上层联合战线”。(7)他在巡视吉东*后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称,将“吉东局过去破坏统一战线的错误完全纠正过来”,在“广大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开展下层统一战线的同时,“以具体情形,得实行上层联合”。(8)很显然,在这个报告中,吴平看似在指责前吉东局“破坏统一战线”的错误,但实则是不指名地批评满洲省委。同时,他还前往密山县传达《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指出“开展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正是为了便利下层的统一战线工作,这是不矛盾的”。(9)他并且以吉东局的名义(吉东局已于该年6月被满洲省委取消)致函饶河中心县委,明确要求巩固与各类反日武装建立的抗日总指挥部,该机构“不能[被]叫作上层勾结,它正是目前统一战线的机关”,鼓励其对一切反日队伍“采取上层和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10)在吴平的推动下,密山、穆棱、宁安等县及饶河中心县委、东满特委,相继转变了工作方法,积极扩大统一战线。可见,他的到来,对于纠正此时东北*内部的诸多偏差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吴平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重建国内东北*与中共代表团的联络站———吉东特委。自年6月吉东局被满洲省委撤销后,中共代表团与东北*之间的直接联络中断,代表团决定在原来吉东局的基础上重建吉东特委。为此,吴平致函满洲省委,告知他此次来吉东,代表团交给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在*治上纠正吉东局领导下*组织的‘左’倾错误”,并组建吉东特委,由他担任书记,“在组织上接替已被破坏的吉东局对这个地区的领导”。(1)年2月,吉东特委正式成立,吴平自任书记,驻地设在牡丹江,负责与莫斯科的通信联络。特委“在组织系统上是受哈尔滨满洲省委员会的领导,同时实际工作是由中共中央代表[团]直接领导”。(2)此外,吴平除了要重建吉东特委外,还奉命“改造各地的领导机关”,即“首先建立四特委(珠河特委、磐石(××)特委、吉东特委、东满特委)”,要求“首先注意这四个游(击)区内四特委之领导”,他甚至还以“(满洲)省委本身机